李明璁，2017/11/13，19:30-21:30，台大博雅講堂101教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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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敗者的社會學（sociology of/for losers）講綱
李明璁＠國⽴臺灣⼤學社會系
2017/11/13 19:30-21:30 台⼤博雅講堂 101
第四講：被體制放棄的⼈（與看穿的⼈）
指定閱讀：Paul Willis (1977) Learning to Labor.
參考閱讀：Paul Willis (2004) “Twenty-Five Years On: Old Books, New Times.”
In N. Dolby & G. Dimitriadis eds. Learning to Labor in New Times.
核⼼問題：⼯⼈階級的孩⼦，為什麼在看起來似乎是「⾃由」與「平等」的教育環境下，
仍然得不到⾃⾝「階級向上流動」的機會？
傳統⾺克思主義的解答：
⼀、資本主義的結構封閉性，使得⼯⼈階級的多元發展的⽣命機會受到限制。
⼆、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（ideology）透過學校教育或媒體宣傳，讓⼯⼈階級產⽣認同
資本主義⽣產秩序的「虛假意識」，從⽽「誤認」了⾃⼰的利益，並以此建構出⼀個順
服的⾝體。
Part 1. 階級再⽣產（流動的不可能）vs. 階級流動的可能性
階級流動的不可能：
社會封閉（social closure）：⼀個階級將⾃⼰封閉起來，以和其他階級有所區隔。
階級再⽣產（class reproduction）：⼀個階級透過代際傳承，繁衍了⾃⾝階級的⾏為
價值與⽂化。
Pierre Bourdieu：
「⽂化再⽣產」（cultural reproduction）協助了階級再⽣產（階級的不流動）。
兩種資本，協助了經濟資本的「代代相傳」：
社會資本（social capital）：⼈脈的承襲與累積。
⽂化資本（cultural capital）：知識、品味、價值、傳統等之承襲與累積。
⽽⾼等教育的⾨檻與神話，則讓階級再⽣產具有了正當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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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級流動的可能條件：
社會福利供給、教育機會提升及平等、產業轉型。
Intra-generational mobility 代內流動 vs. social closure
Inter-generational mobility 代際流動 vs. class reproduction
從勞⼒密集到知識經濟、以及服務業興盛，越來越多⼈⾃認是中產階級。
隨著階級「認同」變得越來越複雜（⽐如在星巴客或誠品⼯作的年輕⼈），
階級的流動或不流動，此問題變得更加複雜；
不再是⼀個 either/or 的問題，⽽是⼀個 both/and 的狀態。
流動如何可能？階級不平等如何破除？
靠個⼈努⼒向上爬？還是靠制度性的賦權（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）？
Part 2. ⾏動者的回歸：⼯⼈階級的孩⼦如何「學作⼯」
「⾏動者」回歸：⼆⼗世紀後期社會學研究潮流的轉向。
⾏動者既不是坐以待斃地被社會結構決定，也不是⼼⽢情願地被意識形態洗腦。⼈們確
實是有「選擇」的，只是這個選擇不全然是隨⼼所欲，⽽是⼀種「條件化的⾃由選擇」。
⾺克思《路易波拿巴的霧⽉⼗⼋》：「⼈們⾃⼰創造⾃⼰的歷史，但是他們並不是隨⼼
所欲地創造，並不是在他們⾃⼰選定的條件下創造，⽽是在直接碰到的、從過去承繼下
來的條件下創造。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，像夢魘⼀樣糾纏著活⼈的頭腦。」。
Paul Willis《學作⼯》：階級的再⽣產並不是因為階級封閉等結構決定，也不單是意識
形態作⽤，⽽是⼀套⽂化養成與態度形成。他細膩地考察、解釋⼯⼈階級的孩⼦，如何
在學校中「⾃願選擇」地放棄了階級向上流動的可能機會，反⽽主動「迎向學習」⼀套
⼯⼈階級特有的⽇常⽣活⽅式。
與其說，⼯⼈階級的代際流動，是被動決定與複製的；
更精確地說，是經過主動選擇與學習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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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學作⼯》裡的反學校⽂化（counter-school culture）：⼀個深⼊的⺠族誌調查。
壞⼩⼦、傢伙們、哥兒們（the lads）vs. ⽿洞男、乖乖牌、書呆⼦（the earʼole）
壞⼩⼦：多數來⾃⼯⼈家庭，不願學習、群聚玩耍、挑戰權威（違反校規、破壞公物、
作弄教職員等）。
乖乖牌：多數中產階級孩⼦，認真學習、個⼈努⼒、遵從權威、成績優良。
⽗兄輩的「廠房⽂化」（shopfloor culture），如何影響連結⾄反學校⽂化：
男性沙⽂主義、建⽴屬於⾃⼰的「課程時間表」、與乖乖牌對⽴⾾爭、取笑告密者等等。
壞⼩⼦不是不知道⼤社會與學校裡的遊戲規則、也知道乖乖牌以後可能會有⽐較體⾯的
⼯作，但他們終究不願就範，原因是他們「看破」（penetrate）了，感覺即使服膺於
這個秩序整體來說仍是徒勞。
Part 3. 看破，及其侷限：重新看穿與另類⾏動的可能
預期朝向「中產階級化」的社會，透過學校讓⼈相信⾃⼰是⾃主的，以為⾃⼰有選擇。
這是⼀個逐步踏⼊⾃設圈套的過程，不僅對乖乖牌來說如此，壞⼩⼦亦如是。
反學校⽂化，挑戰⽂憑主義所許諾保障的⼯作期望、與據此決定的⽣活⾵格。
反學校⽂化也對「時間就是⾦錢」神話進⾏挑戰：
凡時間皆可被效⽤來衡估與計算、亦可等價以貨幣進⾏抽象化轉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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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學校⽂化對主流社會組織的半抵制和「看破」，雖然是⼀種不加掩飾的質疑，但最終
還是接受並適應於此現狀。且⽭盾的是，⼈們甚⾄在接受了這種從屬關係之後，個體仍
然在相當程度上對⾃⾝的⾏動⽭盾無法「看穿」。
⽐如，看不穿既存分⼯的問題：
1. 性別與⽗權制下的分⼯結構，所帶來的侷限：體⼒ VS. 腦⼒−男性 VS. ⼥性
2. 種族和分⼯所帶來的侷限：相對優越 VS. ⾃卑⼼態
從根本上說，意識型態仍作⽤於⽂化，並在⼀定程度上產⽣於⽂化。
各種職業指導和建議，就是壞⼩⼦們在「學作⼯」時被施加最明顯的意識型態⼒量。
在社會再⽣產和⽂化再⽣產之間，存在著根深蒂固的裂痕和巨⼤的張⼒。
社會⾏動者不是意識型態的被動承載者、但也不是主動反抗者，⽽是「積極的佔有者」。
通過⽭盾化的反⽂化實踐與⾾爭，對社會結構進⾏部分「看破」，這群壞⼩⼦於是（諷
刺地）實現了對現存不平等結構的再⽣產。
悲觀嗎？不，知道這⼀切「殘酷事實」，教育介⼊改變的⾓⾊才剛要重新開始。